如果要描述这几年德国对华叙事的变化，人们常会用“转向”这样的词。然而，真正的情况比“转向”更微妙。它不像某个时间点发生的政策层级变化，也不是某项决策引起的外交突变，而更像是一种氛围——一种在政治、媒体与社会之间慢慢蔓延的感受，使许多过去被视为稳定的判断变得摇摆，使许多原本不必过度敏感的问题被反复放大。德国最近成立“对华风险评估委员会”，正是这种氛围累积到制度层面后的体现。它不是起点，而是一系列变化的阶段性结果。

乍看之下，这种变化似乎源于一些具体事件：俄乌战争的冲击、中美竞争的加剧、供应链安全的讨论、技术竞争的升温。但若把时间线再拉长一些，就会发现这些事件虽然重要，却不是根本原因。

德国并不是突然发现中国带来“风险”，而是德国本身经历一个动荡时代，迫使德国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这种审视过程往往伴随着焦虑、犹豫与自我怀疑。当一个国家在自我重新定位时，它对外界的判断也必然随之改变。俄乌冲突是引发连锁反应的第一块石头。战争不仅改变欧洲的安全版图，也动摇德国多年来赖以构建外交政策的基础假设。

过去的德国习惯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中进行经济活动，外交政策的基本逻辑是：安全依托美国，经济依托全球化，德国在两者之间保持低冲突态势。这种模式在过去几十年里为德国带来巨大利益，使它既能作为美国的盟友享受政治安全，又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得经济红利。

然而，俄乌战争让这种模式突然变得困难。德国不得不迅速介入一个自己并未完全准备好的冲突，并被迫承担比预期更高的责任。战争初期的判断乐观得近乎轻率：柏林认为制裁会迅速产生效果、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乌克兰的财政需求可控、美国的战略方向不会大幅变化。结果是，所有这些预期都被事实修正。战争的延长让财政投入不断扩大，供应链受到干扰，能源成本的飙升深刻改变德国经济结构。在如此环境里，德国开始出现一种不易言说的心理落差：它不得不接受一个无法预期的冲突现实，却又对这个现实无法掌控。

当一个国家无法解释自身处境，却又必须维持政策一致性时，政治叙事会自然寻找一个“外化路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逐渐进入德国的叙事结构。并不是因为德国掌握什么新的信息，而是因为中国在结构上恰好适合作为解释的一部分。

难以继续左右逢源
中国既未支持制裁，也未加入欧美阵营，这使得一些德国政治人物能够在叙事中暗示：中国的存在削弱西方联盟的效果，使战争变得更难结束。哪怕这种推论没有严密证据，但在一个焦虑的政治语境中，它能提供一种情绪上的稳定感——至少它给出一个看似合理的因果链条。

然而，中国在德国叙事中的出现并不仅与俄乌冲突有关。更深层的力量来自中美竞争。过去几十年，欧洲尤其是德国享受着“后冷战红利”：它可以同时与美国保持战略同盟，与中国保持经济紧密联系，这种“两边都不失”的状态，使德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很高的行动自由度。然而，当中美竞争不再仅限于经济层面，而上升到战略竞争甚至制度竞争时，德国不得不面对一个长期回避的问题：它是否还能继续维持这种双重关系。

在美国不断强化“价值阵营”和“唯我独尊”的叙事后，欧洲尤其是德国开始面临一种道德压力——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如果态度模糊，就会被视为“不可靠”。这种压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进入美国政治核心后越发明显。德国很清楚，一旦美国重新强调经贸安全与地缘政治优先，欧洲在战略上将缺乏足够的独立空间。因此，德国对中国的许多表态都不仅是出于自身判断，也是出于与美国保持关系稳定的需要。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德国对华叙事的变化也深深刻入它的文化结构中。这个文化结构具有一些长期沉积的特点：对集权的本能怀疑、对制度差异的高度敏感、对道德一致性的坚持、对世界秩序稳定性的期待。这些特质在战后德国政治文化中一直存在，它们塑造社会面对国际关系时的感知方式。当德国面对一个制度与自身不同、规模显著增长、科技竞争越发激烈的中国时，文化层面的不确定感会自然放大政治层面的判断。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的重点常常落在制度、价值、权力这类抽象层面，而不是经济现实或社会细节。在一个把道德提升为政治要求的媒体生态中，涉及中国的议题总是更容易被纳入价值框架，而较少被放在利益框架中讨论。这并非出于恶意，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惯性。当媒体这样叙述时，公众的判断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而公众的情绪又会进一步作用于政治人物，使他们在对华表述上更趋谨慎甚至主动提高调门。

与外部冲击和文化因素并行的，是德国社会内部逐渐扩散的一种焦虑感。能源转型、科技革命、劳动力短缺、产业竞争加剧，以及财政压力持续高企，共同构成德国经济的结构性挑战。

德国长期以自己稳定的工业能力为傲，但如今在新能源、电动车、数码化、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领先优势正在被削弱。尤其是在新能源车和光伏产业，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已经大幅领先，这给德国带来实际压力，也带来心理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成功容易被误读为对德国的一种“威胁”。经济竞争叠加文化差异，会自然被政治机制放大，最终进入对华叙事的内部核心。德国并不是在“反华”，它更像是在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境中，把某些焦虑投射到一个象征性的对象上，这个对象恰好是中国。

因此，当我们看到德国政策语言中出现“减少依赖”“风险控制”“技术安全”这些词汇时，很容易误以为这是政策立场的直接变化。但实际上，这些表述更多是反映德国内部在经历时代的剧烈变动时出现的情绪状态。德国不是在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而是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德国定位自身时所使用的一面“参照镜子”，而不是一个“政策目标”。

理解这一点，对判断未来格局至关重要。德国对华叙事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合作空间会消失，也不意味着德国会长期陷入某种对华敌意中。它只是说明，德国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绪正在经历一个调整期。在这一时期，德国对外表述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谨慎、更敏感，也更容易受到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

一个国家在重新认知自我时，往往会对外界显得矛盾而复杂。德国今天的状态就是如此。它既不想与中国脱钩，也不愿完全接受中国在某些领域的领先；它既需要美国的安全支持，又不愿被美国完全绑架；它既希望保留全球化的好处，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所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就形成德国这几年对华叙事的微妙变化。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德国正在说什么，而是它为什么这样说。一个国家的话语是时代情绪的折射，这种情绪只有在被理解之后，双方的政策沟通才可能变得更有效。如果中国与德国都能在这种复杂性中找到对方的逻辑，对话的空间就依然存在。